打工者•打工诗人•打工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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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打工诗人•打工诗歌

作者：香尘文章来源：网络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7-24 3:17:30

打工者•打工诗人•打工诗歌

——敬复柳冬妩老哥
作者:吴季

把柳冬妩的《自序》或其它评论跟张守刚的文章——比如《打工十年》或是他新近写的《这一年的生活与写作》——相比较，差别是令人惊异的。柳冬妩通篇谈论打工、打工诗歌，但始终纠缠不清，文字则完全知识分子化，至少是对某种流行的知识分子写作风格的模仿。这种模仿表面上是成功的，但同时感染着这类文字的通病——飘浮、空洞、肤浅，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含糊其辞。

　　这类文字还有一个缺点：用太多“普遍的”、“哲理性”的描述掩盖了“农民工”的特殊境遇。其原因我曾经谈过：知识界本身的大部分观点和道路都是很有问题的，与“打工者”、“劳动者”的关系非常之少。他的《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当下精神际遇》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在这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中，体现的是现代人的根本处境。打工一族被抛出故乡的那天起……”。我曾经批评道：多么奇怪，人民或农民工无家可归的状态“体现的是现代人的根本处境”，那么市民、官员、老板和教授的状态体现的是什么呢，是古代人的处境？他们“可有与生俱来的‘被抛感’”？

　　这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篇文章里，也有这样的例子。面对这类文字，我通常只能撇去浮词，直接讨论其中涉及的现象和问题。

转型•现代化•农民工

　　柳冬妩有过漫长感人的打工经历。不过我缺乏了解。他第一次出来东莞打工，是在十几年前，这是他“沉缅”至今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这一苦旅被放在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下描述，但对这一背景本身的理解却显得颇为欠缺。

　　在柳冬妩的描述中，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征：转型；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嬗变”。乡土中国的面貌急剧变化，需要重新把握。城市化是其表征，核心是现代性。同时，亿万乡下人向城市进军……但转型究竟是体制的转型（什么是体制）呢，还是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或者两者合一？它要向何处去？并不清楚。而柳冬妩自己也认为它是“迷茫的”。

　　“现代化”概念，在许多论者的著述中，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化”。对或不对，暂且不提。至于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两者不可分割——的进程，不自今日始，也不为中国所独有。它首先是近代现象，是资本主义兴起和推进的产物，带有片面发展的特征，其结果是城市主宰了乡村。在发达国家，农民已随着这一进程大量消失。同其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大陆）的特色在于：农村公社和生产资料国有制解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同原苏联、东欧相比，在原国企被挤垮掏空并陷于凋蔽、工人大量失业方面是相同的（事实上这部分生产力被严重地破坏了），转型的结果都是从官僚社会主义变为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知识界则同样地普遍堕落，成为权力或资本的附庸，但中国的倒退被掩盖得更深一些，因为外资大量涌入，新的工业区遍地开花，经济指标年年高增长，社会沉浸在“发展”的幻象里，或者梦想着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好的资本主义”。除此之外，很难说“农民进城打工”是近现代史上的什么新鲜事儿。

　　但是，的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那就是“农民工”这个定义。

　　自从建立第一个特区深圳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的政府才装模作样地给“农民工”平反，把他们钦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理论或学术上来说，这是个笑话。你能想象在18世纪的欧美或20世纪的非洲、亚洲各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吗？但是从原先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来说，却是不奇怪的。因为成为工人，或者做农民，一直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政府通过户口制度，通过严格控制工人的人身和就业自由做到这一点。此外，不承认他们是工人，意味着使他们得不到劳动法和其它法律的保护，这对老板们，或者对竭尽全力招商引资的政府来说，当然是有利的。

打工•乡愁•矛盾和抗争

　　这些年轻人或中年人离开农村，最基本的原因是贫穷。不一定是绝对贫穷，也可以是因为相对贫穷。总之，在农村没有出路，没有就业渠道，赚不到钱。

　　打工的酸甜苦辣，自然是亲历其境者体会最深，最有资格来讲述它，轮不到我。这里我只想谈谈打工者当中某些矛盾的或者各异的心态。我们知道，“乡愁”是打工诗歌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孤身在外的飘泊和寂寞，处处陷阱、欺诈和冷漠，每天十多个小时的苦熬……这一切自然令“农民工”怀念亲人的温暖，以至于家乡的山野草木。也有人决定返乡，但是大部分人仍然继续飘泊在外，甚至希望能够成为城市居民。

　　但是，户口制度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使他们难以定居在城市里，他们因此常常需要支出额外的费用，包括办理各种证件，以及支付孩子在城里上学的学费。他们的工资水平也使他们很难在城市里定居和生存下去。所以，他们的心态一般是趁年轻多打几年工，回去开个小店或者另谋生路。在外来工当中有个口头禅叫作：“20定出山，40必收山。”也就是说，20岁一定要出来打工，40岁只能回乡。对女工来说，这个可供剥削的“青春期”要更短得多。中国新一轮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建立在对劳动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滥用之上的。

　　在严酷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分割体制下，农村人的视野受到了很大限制。柳冬妩所谓“打开存在的遮蔽”所指的，也许就是打工生活使他们“见了世面”，受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熏陶吧（不过柳冬妩的行文是应该再批评一次的：为什么不能用朴素的、平实的语言来表达这并非高深的意思呢？为什么不尽量做到让每个具备中等文化水平的打工者都很容易把握它呢？你想要写给谁看呢？）

　　“农民工”跟农村割不断的联系，从坏的方面说，妨碍了他们在觉悟和意识上的提升。对于年纪较大的工人，尤其是这样。从好的方面说，则有助于农村一些落后风俗的改变。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视野的相对开阔，使得打工者有可能给自己不同的定位，对未来拥有自己的设想。他们更有可能珍视自由，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个争取的过程，必然越来越多地跟农村的父权制现状起冲突（这在城市里同样存在，但程度较轻）。许多悲剧和痛苦都来自于此。

　　“农民工”……“是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被污名化了的社会群体”（柳冬妩）。不错。但其之所以为“污名”，不是因为语言或“话语”本身。词汇的感情色彩及其褒贬意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只能在社会生活中才能辨别。而要在现实中结束这一“矛盾”及其“过渡色彩”，将涉及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不论如何，这里有“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打工）诗人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认识体系，获得了新的感觉和想象力……”。这是打工诗歌初露头角的背景。

在“打工”和“诗歌／诗人”之间

　　“打工”这个词，在中国的情境之下，通常被不自觉地限定为“农民工”的专用词。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港澳台，它一样被打工仔女们使用着：凡受雇者，就是打工者。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也一样，并且其中多数人已经和农民工一样地没有了保障，甚至落入比农民和农民工更悲惨的境地。大多数的“打工者”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非受雇即无以为生者——包括“白领”（不过，多数农民工在家乡有自己的一份地，尽管许多年轻人已经根本没有种地的经验和技能了）。但这里，我且约定俗成地将之用于“农民工”。

　　柳冬妩关于自己或他人的打工生活的许多诗歌，写得很真切，让人感动。但这些诗常常并不纯熟。和许多打工诗人一样，他的诗里所用词汇和表现方式经常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当中，有时用的还是过份文艺腔的语言和手法，比如《露宿》（《帐》之类稍嫌稚嫩的诗反而要更好些）。开头几句是：

　　梦的脊背

　　冰凉着一种唏嘘

　　露宿者惊坐起来很乏很累

　　推开一层厚厚的睡意

　　……

　　用这样的“艺术语言”来写一个落魄的底层人，并不很适当。我一点不否认作者看到这一景象时心中激起的真实和深刻的情感，但这里既缺乏客观，也缺乏亲切。这不是一个底层人民（即使他有些文化）所能深切感知的东西。文字的隔膜是很深的。

　　但柳冬妩的评论文字走得更远。如果说他的早期诗歌带有文艺青年的特征。那么，他的评论文字甚至走到学院化的地步了：“命名是对命名者的开示，也是对被命名者的遮蔽”，“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等等（只不过《自序》带有较强烈的抒情特征）。这些，在当代“诗歌评论家”当中是陈腔滥调，对“打工诗人”来说则是迷津，是自身立场、观点和语言尚未成形的标记。

　　“打工者”意识上的不成熟，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上。即使柳冬妩已经有了颇高的文化水平，他是这样认识当代诗歌的：“在社会转型的迷茫中，诗歌突出表现了艺术的良知和力量。”

　　是这样吗？现实的进程恰恰相反。艺术从“政治”或社会淡出的呼声一直不曾停止。中国知识界弥漫着腐味，诗歌及诗人根本无权自夸——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免疫功能。

　　在长篇大论“打工诗人”的写作特征、内容和意义之后，柳冬妩笔锋一转，被“诗歌”带走了：

　　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诗歌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打工诗人”自身，他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

　　如果这里指的是“不要为写作‘打工诗歌’而写作‘打工’诗歌”，“打工诗人应突破自己的局限性，自由地、深刻地、丰富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磨炼自己，取得更强的艺术感染力”，等等，那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什么叫“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这种“突破”，按柳冬妩的理解，最终是要“（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这就是症结所在。

　　在“怎么写”的层面上，“打工诗歌”肯定有“好诗”与“坏诗”之分。这是一个简单的诗歌常识。即使对诗歌进行社会符号学分析，我也严格坚守自己的美学立场，坚决反对“题材决定论”，我不希望自己关于“打工诗歌”的评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

　　但这个“常识”是偏见的产物，包含着暗渡陈仓蒙混过关的逻辑。通过把“打工诗歌”分为“好诗”和“坏诗”（而不是“好的打工诗歌”和“坏的打工诗歌”），柳冬妩就把“打工”两个字抹杀了，严格坚守美学立场去了。由于任何“题材”都可能被写“好”或写“坏”，结果，“题材”变成了毫不重要的东西。

　　柳冬妩向“打工诗人”推荐“艺术自身”，同时向别的“（纯）诗人”推荐“不纯”的“真实”，希望它做点让步：“打工诗歌”以“不纯”的诗歌，却实现了捍卫真实的诗歌使命……那些“不纯的因素”对诗歌的强力加盟，并不一定是一种使诗歌堕入附庸的手段，并不一定没有遵循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他甚至“对一些诗人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淖表示了担心”。

　　这是他屈服于“文化”的深刻的印记，事实上类似于刚刚觉醒的、但还不能认清自身利益的打工者对“国家”或“社会”的抽象的关心。他关心“整体”，但并不了解自身与“整体”的关系。他开口谈论“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和前景，但还没有属于他自身的独立的立场。他把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的利益附庸于“国家”的利益。

　　他不能理解问题在于：独立的纯诗人根本就不存在，而不是“诗歌独立性”有其“限度”。“纯诗”只能是一种想象的、伪造的、自以为是的东西。它不仅没有要求别人对它顶礼膜拜的权力，而且本身没有存在的根基。在一个到处都是空气污染、战争阴影、尔虞我诈和阶级压迫的世界上，纯诗和纯诗人只是笑料而已。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纯诗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伪诗人。我非常同意柳冬妩的这句话：“在当下，诗歌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之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不错，它还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战场，虽然并不算一个重要战场。

　　他自己对待“打工诗歌”呢，则努力在诗歌题材、内容和“诗的美学原则”之间进行调和，在“艺术使命和社会使命”之间进行调和。但是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所谓“诗歌这种文体的内在要求”是个含糊的东西。这种“内在要求”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并且，是为“先锋诗人”所主导的。它适应着“先锋诗人”们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表述方式。对这种“内在要求”的强调，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把“先锋诗人”们的意志和要求强加给“打工诗人”。

　　我当然不是在否认“打工诗人”有提高自身美学素养的需要，甚至有向“先锋诗人”借鉴些什么的需要，但总而言之，它的立足點是为了抒写“打工诗歌”或“打工者的诗歌”本身，而不是为了抽象的诗歌，也不是为了担负抽象的“艺术使命和社会使命”。

“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

　　道路由此分岔。我们看到，柳冬妩所说的“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的“打工诗歌”，开始让位给“先锋诗人”的“自上而下的关怀”了：在我的评论中，我引用了一些“先锋诗人”写“打工”的诗歌，比如伊沙的《中国底层》。我甚至认为他是写的最好的“打工诗歌”之一，并于几年前把它编入到《中国打工诗选》里。

　　伊沙的诗我不想谈，也了无敬意。总之，在经过比较之后，柳冬妩认为——简单地说——打工诗人们抒写底层生活还是不如先锋诗人。这些先锋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并将之与“个体经验相结合”，“同样对时代作了鲜明而尖锐的发言，以此对社会正义、人性、文明和历史尽职尽责。”他们有许多技巧、倾向，并且“一直与底层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就像官员、老板、教授和底层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

　　不错，如果统治阶级是愚蠢的暴发户，如果经过二十多年，它的官腔仍然和从前那样毫无生气，令人生厌，但至少它所雇佣的文人们要灵活一些，并且比“打工者”有文化，或者比统治者本身更能看出社会的矛盾所在，“对时代作鲜明而尖锐的发言，以此对社会正义、人性、文明和历史尽职尽责”。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仍然稚拙的打工者（和打工诗人）成长到发出自己的有力的声音。律师也许勇于为受害的工人或农民打官司并讨得“公道”，但这远不能代替工农自己的觉醒和抗争。这道理是一样的。也许有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抛弃本阶级或本阶层的立场，致力于工农的事业。但柳冬妩所指出的“现在的‘底层写作’已变成了一个主流的叙述，一个热门的叙述，一个时髦的叙述”这一事实表明，大部分的文人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们搞“底层写作”纯粹出于自身的利益，就像“*”作为一个运动，更多的是为*者本身（及其所属的阶级）挣得政治上的筹码，而不是站在工农立场上一样。

　　那么，假如他们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底层的姿态过高，精英色彩太浓，失去了人跟人交流的最基本的感情，变成了居高临下的一种怜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表现在柳冬妩这篇《自序》里的“打工诗歌”和抽象的“诗歌”之间的矛盾，正是“打工者”和抽象的“社会”之间矛盾的一个缩影。它既意识到自己的“打工”身份，又设法将之扈从于抽象的、事实上由统治阶级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诗歌”或“社会”。柳冬妩不加思索地坚持“诗本位”立场，远远扯来“汉语诗歌写作”的知识分子大旗，诸如“人类追问、期待与理想的精神幻像与普遍象征”、（知识分子们装模作样的）“谦卑的姿态”，到处出现的“个体／个人（写作）”，“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命运和语言本身的要求”……这些空泛的、莫名其妙的、根本无法凸显“打工（诗歌）”位置和任务的泛泛之谈，表明了打工诗人在主流文学圈內心里发虚、摸不着北的普遍状况，正如打工者在终于有机会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首先被主流意识形态牵着走一样。

　　我抱着相当苛责的态度来谈柳冬妩的这篇《自序》，目的很简单：希望把他从主流知识界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抛弃对他们的尊崇、模仿，能够不以他们为参照，站在他们之外，站在打工者的立场上来思考“打工诗歌”，借鉴、选取和发展适合于“打工诗人”的“美学原则”。许多打工诗人像吉文兄那样认为：打工诗歌的“真实和震撼刚好弥补了现今诗歌缺盐少钙的阳萎局面。”但我们不是为了“弥补缺盐少钙的现今诗歌”而写作，是为了打工者自己。难道我们能这样说：打工者的血泪弥补了朱门酒肉臭的现今社会吗？

文章录入：路过灌水责任编辑：路过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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